今天我们来聊聊苏轼的一首诗，叫《洗儿诗》。

在古代，有着“洗儿”的风俗。

也就是在婴儿降生三日或者满月的时候，邀集亲友，替婴儿洗身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主人、客人都会道出自己对婴儿最美好的祝愿与期望，祷祝这个孩子将来聪明伶俐、前途光明、幸福安康。

这种以洗儿为主题，传达对新生儿美好期许的诗歌，就叫“洗儿诗”。

元丰六年（1083）九月二十七日，苏轼46岁，他的侍妾王朝云为他生下一子，小名干儿。在古代，这个年纪绝对算是老来得子，苏轼既喜出望外又感慨万千，在满月宴上，看着襁褓中的孩子，写下了这首诗送给满月的儿子。

《洗儿》

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

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

苏轼的这首《洗儿诗》，道尽了父母对孩子复杂而深沉的情感。这首诗的大意是：

每个人生下孩子的时候，都希望孩子头脑聪明，可是聪明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就是因为太聪明，遭到人家的嫉妒，被误了一生啊。

如果可以，我只但愿我的孩儿将来愚笨鲁钝，可以没有灾难，没有祸患，平平安安地官至公卿。

可苏轼为何会如此说呢？了解了他前半生的人生经历就找到答案了，可以说这首诗就是苏轼当时的一种心境呈现。

苏轼自幼聪慧，勤奋好学，在文学方面展现出极高的天赋。他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，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 年），时年苏轼21岁考中进士，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。

他曾在凤翔等地任职，展现出卓越的理政才能。后来在京城，他的才华受到赏识，但也因其直言敢谏，在复杂的官场中遭遇一些波折。

他与许多文人墨客交往密切，文学声誉日隆。然而，他的一些观点和言行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忌惮和不满，这也为后来的“乌台诗案”埋下了隐患。
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四月，苏轼到湖州上任不久，就被御史台（旧称“乌台”）派人逮捕了。

御史何正臣在宋神宗面前弹劾苏轼，说苏轼在湖州到任后写的谢恩的上表中暗藏讥刺朝政。随后御史中丞李定也在后面添一把火，一件一件数落苏轼的罪行，并列举了四项理由来说明对苏轼处极刑的理由，他说：“苏轼初无学术，滥得时名，偶中异科，遂叨儒馆。”因为这个案件是先由监察御史告发，后面又在御史台狱受审，所以此案被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
还好当时当朝有很多人为苏轼求情，再加上神宗太后和仁宗太皇太后婆媳俩出手相救，苏轼才免去一死，被贬为“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”。

黄州，是他的终点，也是他的起点。他在黄州沙田的东坡买下了一块地，还把自己号为“东坡居士”，从此，“苏轼”变成了“苏东坡”。

苏轼小儿子出生在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。可想而知，苏轼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并未消除，此时的苏轼，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之中。

历经了多次的被贬谪，仕途坎坷，理想与抱负一再受挫。他在官场的摸爬滚打中，看清了太多的黑暗与虚伪，也深深体会到了所谓“聪明”在现实面前的无力。

他的心境是无奈的、是悲哀的，更是一种看透世事之后的淡然。他以自嘲的方式说自己被聪明误了一生，这里面既有对过往经历的感慨，也有对现实的不满与**。

而在这样的处境下，面对新生命的诞生，他的情感又是矛盾的。一方面，他深知这个世界的复杂与残酷，不希望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，所以期望孩子愚且鲁，能远离那些勾心斗角与纷争，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。这看似是一种消极的期望，实则是饱含着一位父亲对孩子深深的关爱与疼惜。他宁愿孩子平凡一些，也不愿其在复杂的官场中迷失自我，遭受磨难。

另一方面，他说希望孩子“无灾无难到公卿”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隐藏在心底深处的期盼呢？尽管自己历经坎坷，但他内心深处或许依然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，能够拥有一定的地位和成就。这种矛盾的心理，恰恰反映出苏轼对孩子未来的深深担忧与不确定。

可惜的是，这小儿子却未能如父亲所愿地成长，他在 1 岁左右便夭折了，原因是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，奉诏赴汝州就任，因长途跋涉、舟车劳顿，致使小儿子不幸夭亡，这是苏轼极大的遗憾与痛处。

观苏轼的这首《洗儿诗》，能深切感受到那浓浓的父爱。这世界有时充满竞争与残酷，但父母永远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。苏轼用自己一生起起伏伏的经历只想告诉儿子，平平安安过一生就挺好。想必他抱着幼小稚嫩的孩子时，是多么希望儿子不再经历与自己相同的那些风雨飘摇、那些痛苦遭遇，能无灾无难地快乐度过一生就足够了。